一间每月租金700元的一楼小房间，屋内除了几样简陋的家具，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用品，房间没有窗，屋子里时常弥漫着一股异味。这就是管哲在北京的家。

　　和管哲一样，大多数外卖骑手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大都租住在城中村或是条件很差的老旧居民区里，这些地方的租金相较于城市其他地区来说，非常低廉。不论在哪里住，他们普遍都采用群租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城市中所谓的“家，不过是他们忙碌一天后歇脚的地方。”

　　据数据显示，中国已有超过600万名外卖骑手奔波在街头巷尾。近年来，为大众所熟知的是，骑手身份嵌套下的他们困在权益、算法和保障的重重疑云里。一时各方纷纷发力，尽力塑造出规范化的职业制度。

　　而实际上，他们始终被排挤在城市制度之外。在这份职业背后，他们是社会棱镜的一面反光，折射出时代进程中一波人的自由与无奈，漂泊与迷茫。

　　在这里，我们着眼于骑手身份下的他们，探究这群穿梭在街巷的人从哪来、过着怎样的生活、最终又走到哪去？

　　“以前在工厂工作时，一抬头看见的就是那些机器和那几个人，很沉闷，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坚持做了六七年……”

　　2013年，张肖肖电力专业大专毕业后，到北京密云一家电力设备厂上班。干了几年后，张肖肖拿到手的工资很可观，福利保障也很好。但是这种每天在工厂“三点一线”的生活实在让他厌倦。

　　像张肖肖一样经历的人，在外卖骑手中不是少数，他们都是被裹挟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人。

　　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通人拥有了流动更加自由的权利。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限制逐渐缩小，乡镇青年可以按照自己的发展意愿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一契机使得大部分乡村人口自主流入城市，积极寻求在城市实现自我的机会。

　　然而，由于学历普遍较低、经济能力较差且在城市缺乏相应的人际关系网，可供他们选择的职业十分有限。此时，传统行业中最基础的工作凭借着门槛低、职位需求量大等因素在一众城市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他们在城市生存的理性选择。

　　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本该流入城市各个传统行业的青年们又被卷入了新兴行业的浪潮。也主要是这些来自传统行业的人构成了外卖骑手这个群体。

　　同样是经济的迅速发展，趋势却由制造业经济转向互联网经济。互联网与传统餐饮行业的渐趋融合，互联网外卖平台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外卖服务这一新兴行业，迅速吸引了大量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年轻外来人口。

　　在美团发布的《新时代 新青年：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有75%的骑手来自农村，其中85后、90后的骑手占54%。同时，灵眸洞察2021年针对外卖骑手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户籍的骑手中，79.6%的骑手来自四线及以下的农村地区。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纷纷选择从工厂走向城市街道，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外卖骑手这份行业能给他们带来更多“自由”的感觉。

　　2012年，22岁的管哲来到北京，在一家饺子馆当面点师傅。这份工作工资低，工作强度大，在那间狭小的饺子馆厨房干了四年后，管哲终于忍受不了压抑的工作环境，干脆辞职不干，送起了外卖。同样，张肖肖也是无法忍受枯燥的工厂生活，而放弃收入可观、保障完善的工作改做外卖骑手。

　　他们并不是个例，在美团《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中，排在15%的骑手认为收入薪资有保障前面，有32%的骑手认为上班时间灵活自由是他们选择这份职业的主要原因，相对应的是，离开上一份工作的原因中占比最多的也是工作时间不灵活。

　　“感觉太自由了，人太懒散了，也不怎么好感觉，这刚开始感觉跑的话，一两天很自由很舒服，没人管是吧？很轻松，时间长了也有压力。也没什么人交流，碰不到什么可以交流的人。”

　　宋义刚今年29岁，来北京四年多，先后在快方送药、每日优鲜做过配送员，最后选择了在美团当一名外卖配送员。在他的口中，新浪、腾讯、百度、快手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是他日常工作的时候都要“趟平”的地方。

　　对于外卖平台而言，时间意味着效率和口碑。为了获取更多的用户，占有更玩加电竞大的市场，平台会尽可能要求缩短送餐时间。要想在送餐时间内完成订单，一名合格的外卖骑手就必须得对自己配送范围的大致情况了如指掌。

　　比起本地的有些居民，像宋义刚这样的外卖骑手甚至更熟悉这座城市。作为配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结构，外卖骑手与城市紧密相连。

　　由于疫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封控的政策，城市居民们被隔离在家。除去集中分配的物资，特殊物资难以到达、特殊需求难以满足之处，外卖骑手成为了配送渠道上最灵活和最人性化的一环。

　　尽管大众对于骑手们赞誉有加，持续的疫情给骑手们更多带来的却是焦虑不安。与他们之前的生活相比，突然剧增的关注形成了一种割裂感。

　　媒体的报道中，外卖骑手多以“城市摆渡人”的形象出现，被塑造成解救大众的英雄人物。蓝骑士调研报告里，在2020年，有67%的公众对于骑手群体的印象更倾向于正面，而在骑手自身的认知里，仅有27%的商家和用户尊重自己的劳动。

　　在回忆起自己的日常生活时，宋义刚说，“这些大公司不允许外卖员进入大厦送餐，我们只能在快到的时候提前给顾客打电话，让他们下来取餐。”

　　于是，每到工作日的中午，你会看到大批穿着黄色或蓝色外卖工作服的骑手们在大厦外面翘首等候，大厦里的订餐客户纷纷出来“迎接”，他们是和骑手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程序员和外卖员，身处两个阶层的同龄人被大厦的门分隔于两侧，在此时会发生一瞬间的交集。

　　正常情况下，外卖骑手的日常工作里，他们常常需要跟商家和客户不断沟通交流。但送餐时间的紧迫性和相互间的利益捆绑关系使得外卖骑手在城市中与他人相处时常常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调查报告显示，在骑手们遭遇的不愉快经历中，频繁程度前三名分别为：受到职业歧视、送餐过程中遭遇交通事故以及被客户打骂。

　　为缓解孤立无援的境况，他们会寻求群体的帮助，并希望获得顾客的理解；然而无论是群体还是顾客，其与外卖骑手建立的情感都是有限的。

　　相对应，骑手主要的心理压力来源因素排序中，与客户、商家、平台沟通困难位列前三，分别占比38.81%、23.51%和22.76%，而他们处理这些心理压力最常用的方法只是忍着，或者是独自请假休息。

　　独自解闷，也是现实因素所迫。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拼的外卖骑手们，多半独自一人。考虑到家中其它成员的生活状况，骑手们的爱人不得不留在家乡照看剩下的家人。至于子女，骑手们更是有苦难言。

　　据统计，有近半数的骑手将孩子留在家中，基本上处于长期分离的状态。即便是知晓长期不能与孩子相见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为了整个家庭的生计运转，他们也只能在空闲时间尽力与孩子线上沟通，弥补缺憾。

　　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潜在的乡愁使骑手将目光转向乡邻关系。他们日常最频繁的沟通对象为连带老乡关系的骑手同事，在同事之间的交流中占比达到40%。

　　在漫长的独自送餐旅程中。除去这些短暂的交流，即便他们每天都和人打交道，也只能获得有限的沟通互动，无法摆脱被区隔于城市社会底层的孤立和孤独。在这种孤独中，外卖骑手实际上扮演着“熟悉的陌生人”的角色，形成一个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是喜欢和厌恶、认同与怀疑的共同体。

　　“这骑手就不可能一直干，除非那种没有一点抱负，没有一点思想，就这样堕落下去，一直然后混下去了，但凡有一点思想，不会做一辈子骑手。”

　　多数外卖骑手们对于日常的生活条件方面要求不高。作为城市外来人口的他们，能够满足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即吃得饱、穿得暖、有居所，就已足够他们生存下去。

　　灵眸洞察2021年在有关骑手居所情况的数据中指出，中国外卖骑手大多租房居住，其中六成住宿条件勉强满足洗澡做饭等基本需求，另有近四成洗澡做饭不便利，总体居住环境有待改善。

　　在饮食状况上，骑手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送餐时间高峰期与正常送餐时间相冲突，常常难以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用餐。数据显示，有61.9%的骑手进餐不规律，其中31.9%的骑手进餐非常不规律。相关健康研究表明，合理健康的进食时间应达到二十至三十分钟，但同样由于时间原因，42.6%的骑手进餐时间仅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不规律的进餐时间对外卖骑手的身体健康产生了影响：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针对北京周边外卖骑手的调查中显示，13.41%的外卖骑手患有胃病。

　　紧随胃病其后的是腰肌劳损和颈椎病，这或与工作时间较长有关。在该报告中还显示37.32%的骑手无特殊原因不休假，39.4%的骑手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即使有时间休息，他们往往选择睡觉、刷手机和收拾卫生。

　　而谈及在城市中的未来发展，大多数骑手只是摇摇头。实际上，在关于骑手自身职业认同和幸福度的调查中，约有54%的骑手认为自身幸福度在一般及以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除了虚无缥缈的自由外，这份职业没能为骑手提供更多切实的保障。

　　2020年9月8日，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将大众的视线引向了骑手们的制度保障，揭露了背后的算法困境。算法的“最优”取向，使得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一再缩减，交通事故率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平台还通过算法规划难以抵达的配送来变相降低外卖骑手的收入。

　　除了算法的压迫之外，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还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明显困难。平台通过中介公司，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外包。而中介公司为降低税率和规避风险，让大量的骑手从劳动者转变为个体工商户与其签订劳务合同。他们的关系像金字塔一样架起，上层是平台，中间是中介公司，下层则是广阔的站长和外卖骑手。看似与骑手最紧密的平台，但实际上对骑手并不负有责任。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学者对外卖骑手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披露，外卖骑手的权益逐步得到保障。

　　可以看见的是，骑手们的保障逐渐完善，行业由粗放发展走向法规健全。然而尽管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发表后的两年里，平台政府频频发力，担任骑手这一职业的人们仍面临着较大困境。

　　较低的准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意味着职业发展天花板触手可及，职业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在这个拼体力的行业中，从业年龄的增加并不一定指向收入的上升。在骑手职业上升路径方面，美团和饿了么相继推出站长培养和骑手转岗计划，鼓励骑手转为站长、客服和运营等职。不过，这些升岗转岗通常对学历和计算机使用水平有一定要求，而外卖骑手中只有约5%的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水平。对骑手而言，想在这个职业内扶摇直上并非易事。

　　谈及骑手职业的前景问题，76.1%的外卖骑手表示“充满信心”，但也有73.2%的外卖骑手认为“收入不会大幅增加”，80.0%的外卖骑手认为“随年龄增大会被取代”。此外，约半数的外卖骑手呈现焦虑状态，认为这份工作与自己的梦想不一致，或者认为在城市中总是低人一等。

　　正在从事的职业无法提供更好更长久的发展，在未来一年的职业规划中，仍有72.3%的骑手表示会短期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但想到更远的未来，他们往往表现出迷茫的态度，鲜少有人决定长久地留在这个行业。

　　在相关研究中有学者曾将外卖员比作“蜂鸟”，这种不断漂泊没有目的的状态，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骑手们考虑的不是怎么样能在这个职业待得更长久，或许他们的涌入就已经伴随着离开。更多地，他们忧心自己的未来，斟酌着迟早将要离开这个行业，下一步该去哪里？回家还是留下，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对于外卖员，我们要给予更多关注。这种关注不光是给一个职业身份，而是真正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提供职业教育机会，给他们一个上升的通道和希望。”廉思在研究的最后提出这样的建议。

　　*文中故事参考自特稿《外卖小哥，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发于2020.7.27总第957期《中国新闻周刊》）

　　1.本文中的“外卖骑手”指的是“网约配送员”一职，是通过互联网平台等, 从事接收、 验视客户订单并根据订单需求, 按照平台智能规划路线, 在一定时间内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编码：4-02-07-10。

　　3.640万外卖骑手数字来源：美团2021年财报中显示有52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上获得收益，饿了么在《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中披露2021年有114万骑手通过外卖配送获得收入，同时美团和饿了么约占市场份额的九成。盒马、麦当劳等旗下骑手未被计入该统计数据中。

　　6.Trustdata移动大数据监测平台《2020年Q1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

　　1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22）》——《外卖骑手职业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问题研究》

　　[1]邢海燕,黄爱玲.上海外卖“骑手”个体化进程的民族志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73-79.

　　[2]王淑华.城市外卖骑手的“赶工游戏”及其情感归属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01):56-61.

　　[3]沈锦浩.双重不确定性与外卖骑手的情感劳动——基于上海市的田野调查[J].青年研究,2022(02):14-25+94.

　　[4]崔岩.就业质量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21(05):93-99.